红高粱里头，是谁干掉了得了麻疯病的李大头呢？叙述者说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猜很有可能是我爷爷干的。
这就是情与法的较量。
于情，李大头该被我爷爷干掉。于法，我爷爷没权利干这事儿。作者（莫言）设计这么一个情节（或者说问题）实在太高明了。他把大家的心思都说出来了：我们都默认为"我爷爷"犯下了滔天大罪，杀了人，并且很光荣地杀了人，然后又合情合理合乎我们喜剧需要的继续混下去了。
如果要把这一情节改得更合理一点，比如"我爷爷"不用杀人即可以得到一个美人。那么这样一个男人必须是什么背景呢？有钱的有势的？那他后来会去杀日本人吗？就算他会吧，那故事的可读性(戏剧性)就少得多了。再假设改成，那个麻疯病是自己不小心摔死了或者病死了，或者被其他仇家害了，那么，"我爷爷"也就没那么高大了。前面已经说了，这一桩杀人案不仅不耻辱，并且很高大光荣，虽然是犯了法的（于法来说，若一定要追究此事的责任，那就只好去怪警察捕头们不力了，警察们可以说，是经费不到位啊，条件艰苦啊，科技不够昌明啊，等等。这是后话，呵）。
就像撒谎，一般来说，说谎话总是不太好，但还有善意的谎言，比如你告诉一个绝症患者：没事儿的，你这病配合一下治疗，过几天就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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